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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俗传统中与瘟疫战斗那些事儿!

来源:上观新闻(企鹅号)  发布日期:2020-02-18 22:09

大型传染病在中华历史上并不少见,防控疫病也是传统民俗的重要主题之一。在今天全民抗疫的背景下,回顾一下中华抗疫民俗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鉴古知今、学史明智。我们可以看到,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先民都没有丧失与疫病斗争的信心,生活于医学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丧失对抗击疫病的信心呢?——编者按

中华民俗传统中与瘟疫战斗那些事儿!

传统瘟神像(资料图)

瘟神的创造与早期抗疫之法

远古时期,先民食用生肉,饮用生水的饮食方式使他们常常遭受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伤害。这些恶性传染性疾病被称为“时疫”或“瘟疫”。束手无策的原始先民只能向神灵祈求帮助,因而创造了瘟疫神话。

早期有代表性的瘟疫神话是西王母神话与颛顼三子神话。西王母是道教中最高女神王母娘娘的原型。大多数人对于王母娘娘信仰中的长寿内涵都不陌生,比如她的蟠桃园中那让人寿与天齐的仙桃。可是在早期,王母却是一位有着豹子的尾巴和老虎的牙齿,顶着一头蓬乱之发的半人半兽之神。西王母神话最早记载在《山海经》中,《西山经》说她“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之神,也就是掌管瘟疫和五刑残杀的神灵。这里的“天之厉”就是上天降下的瘟疫,反映了先民认为瘟疫的爆发是上天降灾的意识。既然是上天降灾,那就非人力可控,只能求助神灵的帮助。

上古颛顼帝的三位一出生就夭折的儿子死后成为对民众不利的鬼神,汉代蔡邕在《独断》中记录说:其中一个平时在江水间出没的就是常常降下瘟疫为祸人间的瘟鬼。西王母与颛顼之子虽然都掌管瘟疫,但文献中对他们的称呼却有神与鬼的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一方面是两则神话产生的先后有异。西王母神话诞生于原始图腾时代,王母因而呈现出半人半兽之貌。而颛顼之子神话则是“人死后变为鬼”的观念诞生之后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先民对瘟疫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敬畏掌管瘟疫之神到斥责降下瘟疫之鬼。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重要原因是中华医疗技术的初步发生。

炎帝尝百草的神话是中华医药的发生神话。《淮南子·修务篇》记载说:神农炎帝不仅教民播种五谷,并且亲自辨尝百草。汉族叙事长诗《黑暗传》更记录说:神农尝百草是因为当时瘟疫广布,染病之民往往十不存一。在辨尝了百草之后,神农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草药,拯救了黎民。但寻求治疗瘟疫草药的过程无疑是相当艰辛的,神农为此曾一天之中就遭到了七十种毒草的毒害,好几十次都差点死去。相传,神农的身体是透明的,这是为了方便观察植物在肚腹中的反应,由此帮助判断药性。神农尝百草的神话反映了先民探寻对抗瘟疫手段的艰辛过程,而他几十次面临丧命的危险则代表了在探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这种牺牲即使在今天的抗疫斗争中也时有发生。

抗瘟神话与初步有效防控

虽然瘟神崇拜在中华各地都曾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瘟神崇拜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分布更集中。可能因为环境湿热,蚊虫易滋生,南方的大型传染病往往多发。长江以南地区的瘟神崇拜以五大瘟神为代表,南方各地民众对五大瘟神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比如有“五帝”“五圣”“五福大帝”“五瘟王爷”等。五大瘟神不仅在民间广受崇拜,甚至还进入了官方崇拜体系,说明瘟疫曾给古代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说: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大瘟神在帝都上空现身,并导致了当年的全国大瘟疫,染病致死者甚众。为了祈求瘟神护佑,隋文帝不得不为他们建立了神祠。

隋唐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华医疗水平也得到了迅速提升,对于疫病的防治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不少驱瘟、战瘟神话,涌现出了不少抗瘟英雄,代表性的比如温元帅神话。温元帅是浙江温州人,因对抗瘟鬼而牺牲,死后被封神。温州故老相传:温元帅身前是一位秀才,一次他在温州城外的寺庙中彻夜苦读,无意中听到两个疫鬼商量在井中放毒。天亮之后,为了防止民众误饮井水,他纵身跃入井中,以自己呈现出蓝色的尸身阻止了一场瘟疫的大流行。温元帅的神像很特别,其面部与手脚都呈现出蓝色,象征着他与瘟疫对抗的英勇经历。温元帅阻止民众饮用污染井水的情节其实是先民对于洁净的水源在防控瘟疫蔓延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认知。比如古今中外不少霍乱之灾就是因为受污染的饮用水而引发的。这说明先民对防控瘟疫已经有了初步的有效措施。

赵公明从瘟神向驱瘟之神转变的过程也体现了先民对瘟疫的了解与进一步认知。我们所熟知的财神赵公明曾经是一位瘟神。晋代的《搜神记》记录了赵公明的瘟神神职,说他驱使鬼吏索人性命。梁朝的《真诰》中也提到赵公明是专司“土下冢中”的阴神,为瘟神之首。在后来的神话中,我们看到赵公明逐渐演变成了率领手下阴兵驱除瘟疫的善神,并进而演变为财神。赵公明神话的转变是先民对瘟疫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掌握了一些有效防控措施的产物。当先民对战瘟疫的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所创造的瘟神形象就转变为英勇抗瘟之神。

驱疫仪式与防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在长期与大型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先民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智慧,集中体现在各类抗疫民俗仪式与行为中。

比如周代宫廷中的方相士驱傩。方相士是仪式中的驱鬼逐疫英雄,由周朝下级军官担任。他们穿上玄朱衣服,蒙着熊皮,头戴金属面具,手执戈与盾,以驱除疫鬼。到了东汉时期,宫廷大傩仪式中的方相士还有了神兽与儿童作为助手,所驱除的对象也扩大到凶兽、鬼怪、噩梦等。驱傩仪式不仅在官方举行,在民间同样盛行。《论语·乡党》就说举行“乡人傩”的时候,孔子还穿着朝服表示敬重。当然,驱傩仪式并不能真正驱除疫病,但在新年之前的寒冷冬季举行的驱傩仪式说明先民早已认识到冬季是恶性传染病的多发期,并试图以种种方式控制它。

除了认识到冬季是瘟疫高发期之外,先民还掌握了不少控制瘟疫的有效方法,比如利用高温消灭病毒。中华传统春节习俗中有燃放鞭炮的习俗,它的原型是先秦时期就存在烘烤竹筒驱除山臊得习俗。《诗经》中有《庭燎》一首,描述了周代王宫夜晚燃烧竹竿的习俗。《荆楚岁时记》解释说,正月初一在庭院里燃烧竹子是为了驱赶“山臊恶鬼”。山臊是一种生活于山间的鬼,它往往喜欢在春节前后袭扰民间,造成严重的疫病。相传它害怕用火烘烤竹子发出的噼啪声,因此秦汉先民往往在此时于庭院中燃烧竹竿,试图吓跑靠近的山臊。烧烤竹筒驱除山臊的仪式其实反映了先民在高温杀灭病毒方面的粗浅认知。

在先民所掌握的控制瘟疫的方法中,避疫法与药物治疗的方法应该是其中最有效果的。南朝《续齐谐记》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汉人桓景曾拜方士费长房为师学习。有一次,费长房告诉桓景他家人将在九月初九遭到疫灾,必须在手臂上绑茱萸香囊,饮菊花酒,并登高避祸。按照费长房的建议,桓景一家躲过了这次疫病,那些留在家中的禽畜却无一幸免。这则故事中提示了两种战疫民俗:避疫法与药物治疗法。登高可以远离疫病,与当下的隔离避疫相似。这里提到的两种药物是茱萸与菊花酒,前者是一种至今被用作中药的植物,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后者由菊花、生地黄、当归、枸杞等酿制而成,有强健体魄的功效。

此外,一些端午节俗本身就是防控疫病的行为。端午节起源与防控夏季传染病有关。古人为此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比如插戴、悬挂菖蒲和艾草。民间通常会将艾草、菖蒲绑成一束,或插或悬于门上。艾草在民间是招福的象征,同时它又是一种药用植物,具有杀灭细菌和病毒的作用;兰汤洗浴也是端午祛秽的重要方法。这里的“兰”并非现在的兰花,而是具有药用价值的菊科的佩兰。佩兰具有解暑去湿的功效,有香气,煎水沐浴能治疗一些皮肤病;古人还喜欢在端午节期间饮用雄黄酒、朱砂酒等药酒,并以酒拌水洒喷庭院及内室,用来防毒避疫。

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先民都没有丧失与疫病斗争的信心,生活于医学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丧失对抗击疫病的信心呢?

原标题:中华传统民俗中的战瘟疫:登高即隔离、高温灭毒、瘟神变财神与中药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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